计划的开始之年。那么，严格的环境法规促成了减排行为吗？如果是的话，会有多大的影响？这一效应的主要驱动力是什么？Going Green in China: Firms Responses to Stricte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排放量的可能性越高。此外，作者对潜在机制进行了一系列完整的检验后发现，企业更有可能依赖回收和减少投资来满足环境法规要求。

  理论部分，作者将制造业的污染变化分为三部分：（1）表示保持产业构成和工业污染强度不变的总污染变化，可以用制造业总体规模的增加来解释；（2）保持生产规模和工业污染强度不变的结构效应，反映了工业结构的变化；（3）保持行业规模和构成不变的技术效应，它解释了各行业污染强度的变化。因此，本文得到以下几个推断，“成分效应”（各行业市场占有率的调整）和“科技效应”（技术进步带来的污染强度降低）都是中国制造业在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下COD排放量下降的原因。然而，环境的改善主要是由“技术效应”带来的。

  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排放控制目标不同，各城市的监管严格程度存在很大差异，有助于识别环境监管与企业反应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不一样的行业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采取DID识别“十一五”计划期间强制性COD减排目标计划的影响，将2006年前后环境法规更严格的城市的企业污染情况与环境法规不那么严格的城市的企业污染情况做了比较。由于中国制造业各行业的污染强度存在很大差异，考虑到政府对不一样的行业可能施加不同的执法压力，污染程度不同的工业公司对更严格的环境条例的反应不一定相同。为了调查不同污染强度的行业企业在2006年前后对更严格的环境法规的不同反应，本文又采用了三重差分对方法（DDD），在DID的基础上纳入了各行业在2005年所排放的化学需氧量占各行业总排放量的比例所表示的污染强度，可以估计环境法规对高污染行业和清洁行业中企业污染活动的异质影响。研究之后发现发现，随着更严格的环境法规的出台，以2006年以后中国“十一五”规划中制定的不同减排目标为代表，制造商的COD排放有所减少。此外，与污染较少的企业相比，污染严重的企业减排力度更大，而该政策对其他非目标的污染物没有这样的影响。

  除了探讨环境法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外，本文还关注企业对加强环境执法的反应，尤其是关注推动企业调整其环境和经济绩效的潜在力量。首先，本文将被解释变量重新定义为企业面临的法律惩罚、其废水、用水量、污染控制设备的采用和绿色专利的申请，观察政府加强执法对企业循环利用、污染治理设施和技术进步的作用。研究之后发现，有了更严格的目标管控政策，公司面临行政处罚的概率更高，更有可能少排放污水，通过中水回用来减少工业用水，采取污染处理设备和扩大现有污染治理能力。然而，本文未曾发现绿色专利和与水处理相关的绿色专利申请增加的证据。

  其次，在验证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污染治理的积极影响后，本文转而考察其对企业的经济影响。本文进一步评估环境法规对企业经济表现（包括利润、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占有率）的影响。实证根据结果得出，这四个指标在所有行业中均呈下降趋势。此外，对那些位于环境法规更严格城市的重污染行业的企业来说，它们的利润、资本、劳动力和市场占有率都比那些位于环境法规更宽松城市的低污染行业的企业下降得更多。为了验证企业间产出、投入和市场占有率的减少是否可能有助于企业搬迁，本文加入了一个城市新注册企业个数的对数值和注册资本总额的对数值两个变量，以进一步测试环境监管对企业进入新地区的影响。估计显示，2006年以后，企业迁往环境监管严格的城市的数量比迁往环境监管宽松的城市的数量一下子就下降，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印证了污染避风港假说。

  本文不仅利用实证研究证明了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对企业造成的异质性影响，还全面探讨了企业对应更加严格的环境监管作出的环境和经济方面的调整方式。此外。本文将污染变化分为三部分并作图，为读者呈现一个更加直观的结果。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Policy Analysis为南京大学环境学院下属研究中心，研究关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对资源环境的影响，能源环境政策的作用机理以及其社会经济效果。这是EMPA第311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